引言
汉末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极为动荡的时期。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差异，政权分立以及民族因素的介入，该时期的政治局面错综复杂。但混乱的社会环境却给予学术思想活跃的发展空间，思想、文学、艺术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思想上，人们开始摆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束缚，老庄哲学和佛教思想逐渐兴起，“玄学”思潮兴盛。文学上，文学体裁突破旧有范式，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
汉末魏晋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重要转折期，书法艺术在这一时期也发生着风格上的重要转变。艺术上，书法得到高度重视，而不只被视作一门技艺。书法能够在汉末魏晋时期成为一门以观赏为主的独立艺术，书家自制书写工具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书写工具是书法风格形成的前提条件，书家们为表现个人的审美，将自身实践经验融入到书写工具的改进过程中，制出了更为精良的笔、墨、纸张。书写工具的改进，使书家高超的书法技艺得到更好的发挥。此时，出现专以书法知名的艺术家，论述书法的文章陆续出现，收藏名家作品渐成风气。
东汉辞赋家赵壹在《非草书》中就详细描绘了当时书家沉迷书法创作的情形：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出血，犹不辍。作为书写工具的笔、墨、纸张，极大关系到书家书写的即时体验和效果。汉末魏晋之前，书写工具大多由匠人制作。许多工匠既不识字，也无法书写文字。由他们制作的笔、墨、纸张不能完全满足书家的书写需要。
赵岐在《三辅决录》中载：“……命诞铭题，以为永制。以御笔墨皆不任用……”可见，御用的笔墨竟也不能让书家韦诞称心使用。王羲之与谢安书曰：“复与君，斯真草所得，极为不少，而笔至恶，殊不称意。”王羲之作为世家子弟，所使用的书写工具应为上品，但仍“不称意”。王羲之对笔的要求肯定较高，但更大可能性是因为工匠不懂书法，不能将工具制作与书写经验相结合。而当时的书家普遍认为完备的书写材料和工具是书法创作的先决条件，为获得更好的书写效果，书家们便开始尝试自制书写工具。
书家自制笔、墨、纸张的现象普遍
制笔
《古今注》有言“自古有书契以来，便应有笔”，毛笔是书写工具中出现得最早的一种，在仰韶时期的陶器上就出现了由毛笔所绘制的图案。
目前发现最早的两只毛笔，分别为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楚笔、湖南长沙左家公山楚墓出土楚笔。此时毛笔形制较小，笔毛用丝线围裹在笔杆一端，锋毫长度约2.5cm。这样的毛笔大小适宜在较窄的竹木简牍上书写。到了东汉时期，书家们不再满足于窄小的书写空间，对书写提出更高的要求，实用之余，还要在书写创作中抒发心性，要求毛笔具有书写大字、小字的双重功能。
东汉书家师宜官书写“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同时期的蔡邕在鸿都门下见役人以垩帚成字，从而创出飞白书；《四体书势》也对魏国书家韦诞题铭有所记载：“魏氏宝器题铭，皆诞书也。”而无论是题壁、榜书还是飞白书，都不可能是由笔锋短小的毛笔所写。赵壹在《非草书》中也提到“展指画地，以草刿壁”，大意为以手指在地上书写，以茅草代笔在墙上创作。此言指的是对痴迷书法的形容，但若有适宜大小的毛笔，又何须“臂穿皮刮，指爪摧折”呢？东汉时期的张芝是制笔名家，他精通草书，世人称其为“草圣”，世传他喜用鼠须笔，其自制的毛笔得到了南齐萧子良“穷神静思”的高度评价。
制纸
纸张是书写的重要材料之一，汉末魏晋的书家对书写用纸普遍有较高要求。书家皇象对纸亦有较高要求，认为纸应“滑腻不粘污”。现存西汉最早的纸，是年出土于甘肃天水放马滩西汉墓的“放马滩纸”和年出土于西安灞桥汉代墓葬区的“灞桥纸”。但此时造纸水平低，纸质较粗。东汉蔡伦在原有纸张基础上改进了造纸术，制造出更优良的纸张，但仍不能表现书家们创作中的精细笔法汉末的左伯是一位书家兼造纸能手，魏晋时期的造纸技术在汉末的基础上又有较大发展，纸质更加洁白、细密。王羲之除擅长制笔外，也能够自制纸张。
《物原》中对王羲之造纸有载：“蔡伦始制茧麻二纸，张华作苔纸，王羲之制谷藤二皮之纸。”东晋时期的造纸原料仍以麻为主，树皮原料也有增加，除楮皮外，并开始使用桑皮、藤皮等。王羲之所制的“谷藤二皮之纸”应当也是用藤皮等材料制作而成的。《文房四谱》载：“王右军为会稽，谢公就乞笺笔，库内有九万枚悉与之。”笔者认为，谢公所乞的“笺笔”猜测应是由王羲之所制作的“谷藤二皮之纸”以及“鼠须笔”。上文提到的张华也是位善书之人，张华，字茂先，擅书，尤工章草，唐张怀瓘《书断》将其列为妙品。
他所制作的“苔纸”应当就是晋人王子年在《拾遗记》所记述的纸张：“南人以海苔为纸，其理纵横斜侧，因以为名。即在普通纸浆中加入少量水苔或发菜，使纸上呈现纵横不规则的青绿色纹理。而两晋时期的造纸技术又为南北朝时期的纸张改进奠定了基础，南朝宋张永就是当时的制纸名家，他所制的御纸可能就是在王羲之、张华等人所制纸张基础之上加以改进的，并获得了“紧洁光丽，耀日夺目”的美誉。
制墨
墨，作为书法创作不可或缺的材料，其相为黑，其质作土。许慎《说文》云：“墨，书墨也，从土从黑。”墨者煤烟所成，土之类也。相传，我国最早的人工墨由西周的邢夷偶然发明，而其所制墨，就称为“邢夷墨”。据《物原》载，邢夷作松烟墨，可知邢夷当是取松烟作为制墨原料的。汉代造墨业有一定发展，主要集中在朔方扶风（今陕西扶风）、隃麋（今陕西千阳）等地。
书写工具的改进促进书法艺术发展
若将一次完整的书法创作比作战场，“阵地”“刀矟”“鍪甲”都是赢得一场战役不可或缺的因素。笔、墨、纸张与书写行为极为密切，制作精良的书写工具的确能够提升书家书写的即时体验和效果。当笔、墨、纸张经过书家的改进，书家才能更好表现精妙的笔法和墨法。笔的改进推动书写技法的提升。王羲之的书风自然流美，率意精微。《晋书》里对其书法有如下记载：“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这是对王羲之笔势的高度赞美。
王羲之也提出写草书“须缓前急后，字体形势，状如龙蛇，相钩连不断”。要表现如此多变的笔法，所用毛笔必是刚性富有弹力的。王羲之制笔主张“凡作笔须用秋兔”，这是因为“八月寒暑调和”时的兔毫最为剽劲，弹性极佳。王羲之的作品大多笔法雄强、点画多变，当然离不开他使用的这种弹力极好的自作毛笔。王献之是王羲之第七子，喜欢题壁，题壁之字的尺寸较大，子敬若用其父所制的兔毛小笔很难写成。
王献之曾得到韦昶所制的笔，并叹为“绝世”。韦诞制笔时用羊毛覆盖于兔毛之上，在增大毛笔、加大蓄墨量的同时，也使毛笔保持住良好弹性。韦昶笔应是在此基础上有所改进，王献之用此笔写出题壁大字，也就不足为奇了。此外，汉末魏晋之际是各种书体相继成熟的时期，据王愔《古今文字志目》记载，当时出现了三十六种书体。不同风格的书体需用不同形制的毛笔来表现，就如二王父子写行书和题壁时所用的毛笔也有很大差异。只有因地制宜，选择适宜的毛笔，才能做到“结构圆备如篆法，飘扬洒落如章草，凶险可畏如八分，窈窕出入如飞白，耿介特立如鹤头，郁拔纵横如古隶”。这一观点对之后的书法创作也有较大影响。
虞龢在《论书表》有言：“笔则一二简毫，专用白兔，大管丰毛，胶漆坚密，草书悉使长毫，以利纵舍之便。”意在应根据书体的不同来制作和使用毛笔。纸的改进使书写空间得到拓展。书写空间的扩大，能够最大限度地释放笔墨的功能，使书家自由创作成为可能。在纸张普及后，草书也开始强化纵势，走向成熟。除书写空间增大外，纸张的改进和推广使书家创作成本不断降低。东汉时期纸张并未普及，缣帛仍然是重要的书写载体。
缣帛价贵，简重不便，《后汉书·蔡伦传》云：“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但到晋时，情况便大为不同了。桓玄帝下令以纸代简，极大降低书家的创作成本，使书法艺术不再是上层贵族的专属。纸和笔的改进往往又互相影响，王羲之有言：“若书虚纸，用强笔；若书强纸，用弱笔。”二者相辅相成，为书家创作奠定良好的物质基础。墨的改进是书法创作的必要条件。汉晋书家书写喜用浓墨，以湛墨有光彩为佳。若墨质不佳，则下笔时入纸渗污，笔毫滞涩难以使转。魏国书家韦诞着手改进了制墨技术，其自制墨获得了“一点如漆”的高度评价。
结语
正所谓“夫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书家想要创作出优秀的书法作品必然离不开制作精良、得心应手的笔、墨、纸张。书家在不断寻求适合自身创作习惯工具的同时，也参与书写工具的制作和改进，将自己的实践经验融入到用具的改进过程之中。纸的改进使笔画能够自由舒展，任情恣性；笔的改进使得书写各种大小、风格的字体成为可能；墨的改进使得书家在书写下笔时能够心手双畅，使作品长久流传而墨色不褪。在制作精良的笔、墨、纸张的推动下，汉末魏晋的书法已然脱离了实用的桎梏，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