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三十年中，马其顿社会的阶层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改变了大多数公有/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将它们转为私有企业。这导致了大规模的裁员，产生了富有的新资产阶级。新资产阶级不仅积累了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大量财产和资源，而且还积累了*治权力。与此同时，福利制度的减少导致以前免费的公共服务被削减（如医疗保健和教育等），并将其转变为营利性企业。这些过程导致了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利益被剥夺。因此，社会经济方面出现了各种新的变化：贫穷、失业率上升、社会经济不平等以及中产阶级的萎缩。
各项指标和社会经济后果体现出的不平等
根据世界不平等数据库（WorldInequalityDatabase）数据，年马其顿共和国（RepublicofMacedonia）独立时，其基尼系数约为27%。由于国有资产私有化和工人大规模裁员造成的社会经济冲击，这一数字快速上升。到年，基尼系数已上升到36%。在随后的几年里，收入不平等情况保持不变甚至继续恶化。在过渡时期，社会阶层中底层的50%是受影响最严重的社会阶层，并经历了持续性的恶化。经济学家认为，年至年间实行的累进税制（progressivetaxstructure）是为了防止收入不平等进一步加剧。然而，与此同时，他们认为这是以牺牲就业机会为代价的，而且进展非常缓慢。年，该国的失业率最高，达到37.3%。
收入不平等现象在年开始有所好转。基尼系数从年的40.9%降至年的31.9%，这一时期的情况与-年格鲁耶夫斯基*府（Gruevski-ledGovernment）时期的情况基本一致。下降的原因是一系列国家干预措施带来的复合效应，如临时增加养老金、增加社会援助、实行最低工资并随后对数额进行提高、降低失业、增加工资和农业补贴。尽管如此，较低、中低阶层以及中产阶级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限制，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仍然集中在低生产率行业，如农业、纺织业或公共行*部门。
就整个社会而言，尽管相对收入不平等有所改善，但贫穷和机会不平等的加剧仍然是一个始终存在的问题。例如，在最贫穷的五分之一人口中，只有7%的儿童（3-5岁）上幼儿园，而在最富有的20%人口中，这一比例为24%。随着儿童开始接受小学和中学教育，机会不平等情况加深。国际学生评估计划(ProgrammeforInternationalStudentAssessment,PISA)的教育分数反映出了这一点，与富裕家庭的孩子相比，经济困难家庭的孩子成绩较差（阅读成绩分别为分和分；数学成绩分别为分和分，科学成绩分别为分和分）。此外，来自最贫困家庭的青年中，有37%失学，而在最富裕家庭中，失学率仅为微不足道的1%。同样，最贫穷阶层完成高中教育的比率极低。他们的大学入学率也较差，完成高等教育的比率为0%，而最富裕阶层的比率为40%至70%。虽然全国普遍存在就业不足（underemployment）的问题，但富裕家庭的青年情况要好得多。贫困程度、收入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意味着阶级差距代代相传，对社会流动性和平等造成了深层次的结构性障碍。
收入在前1%和前0.1%人群
年，该国14%的收入集中在收入最高的1%人群手中。然而，只有9.1%的拿工资群体属于前1%的人群，这表明该国的收入不平等并不是由工资驱动的。相反，收入最高的1%得到了40.5%的租金、89.6%股息和94.2%利息的。前0.1%人群的收入是0.1%至0.2%人群收入的5倍，是0.9%至1%人群收入的14倍。在前1%人群中，前0.1%的平均收入是剩余0.9%人群平均收入的7倍，是0.9%至1%人群平均收入的34倍。数据显示，99%的人口月收入低于欧元；98%的人月收入低于欧元，而后90%的人月收入低于欧元。该国的总平均工资通常在欧元左右（年）。然而，这个数字是包括前1%在内总和的平均值，这大大增加了平均值的数值，这也反映出了扭曲的现实。总的来说，生活水平很低人口（99%）和很富裕人口（1%）之间存在很大的不平等。值得指出的是，最高收入者的收入构成主要来源于非劳动收入，包括股息、资本收益和租金。在税收*策层面上，这意味着对收入进行累进征税将无法解决不平等的根源，也不会对该国总体不平等的减少产生重大影响，除非累进征税是针对最富有的1%人口。此外，官方数字和*策不能够涉及海外账户，而最富有的马其顿人（前0.1%）的大量财富可能都在海外账户中，当然这部分财产不会被征税和进行再分配。
阶级不平等的*治含义
除了作为20世纪90年代私有化的直接结果而建立的资产阶级外，每一届新*府及其*治利益和商业生态系统也都在推动着新一波的致富浪潮。年以后收入不平等相对减少的时期，公共债务有所增加，从年的24%上升到年的39.85%，目前的水平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9.5%。虽然一部分债务用于有助于减少收入不平等的社会转移支付（socialtransfers），但大量债务被用于增加前0.1%人口的金融活动和权力扩张。例如，类似“斯科普里”等大规模发展合同已经签给了跟格鲁维斯基*府（Gruevski’sGovernment）商业*治生态关系近的人。年以来，马其顿社会民主联盟（SDSM）继续类似的腐败行为，把公共债务用于维持他人对自身*治和商业生态系统的忠诚和支持。在此背景下，最富有的人也卷入了最大的腐败丑闻，这不足为奇。这方面的一个例证是，马其顿最富有的两个人，乔丹·卡姆切夫（JordanKamcev）和萨肖·米亚尔科夫（SashoMijalkov）都在年初受到刑事调查并被逮捕。
与资本主义精英相比，99%的人的经济和*治权力都是微不足道的。随着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的整体状况恶化，他们也容易受到*治上的客户主义（politicalclientelism）和互惠互利（patronage）的腐蚀，这是自年以来所有主要**都采用的非正式做法。这些做法意味着，最低工资、养老金、农业补贴和基本社会保障服务都以对*的忠诚为条件。此外，公共职位的晋升、雇用和解雇也被用作确保*治支持的交易机制。这反过来又意味着马其顿社会的中下层阶级被锁定在客户主义的交易中，进而影响了他们的投票行为，因此也影响着他们摆脱三个主要**的控制的能力。三个主要**拥有发达的客户主义网络，它们分别是马其顿社会民主联盟（SDSM）、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VMRO-DPMNE）和阿族融合民主联盟（DemocraticUnionforIntegration,DUI）。
在过去的3年中，马其顿社会的阶级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一过程中，马其顿*府通过国有资产、国家机构和公共债务的私有化有效地资助了各类资本家浪潮的出现（国家机构私有化主要是指国家公共机构为私人利益服务的现象，或国家机构服务外包给私人企业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现象也被视为‘私有化’。校者注）。随着1%的人的金融和*治权力的增长，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99%）的*治和经济权力都在下降，工资低，经济停滞不前，公共服务受到侵蚀。与此同时，在富有的新*治商业阶级控制的*治制度下，人们的选举权被剥夺，这进一步削弱了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影响社会*治发展的能力，而社会*治的变化原本应该有利于经济和社会改革。
（作者：GjorgjioskaM.Adela；翻译：刘帅杰；校对：郎加泽仁；签发：陈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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