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造假在中国出现还算是比较晚的，外国就早得多了。
从中国史官撰史的角度来说，因为其传史的目的，在最初是没有机会也没有动机去造假的。而这种情况的变化是因为封建大一统朝代的逐渐出现，史官地位发生了变化所致。
史官撰史目的和方式，发生过一次比较重要的变革
“史官”是中国很早就出现的一种行业，这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
中国为什么在很早之前就重视修史工作，这在至今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谜团，因为从周边受到中华文明辐射的国家历史来看，它们学习了制度、服饰、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等等方面的先进文化，但唯独在最初阶段没有学习中国的“史学”文化。
这不是一国两国，而是几乎周边所有国家出现的共同现象，这就很值得深思了。
从记载来说，中国的“史官”在最初是世袭的，一个家族世世代代负责修史工作，几乎独立于王权之外。在汉武帝时期还保留这样的特色，比如司马迁一家就是世代史官。
在春秋时期有这样一个故事，叫做“崔杼弑君”。
是说，齐国的权臣崔杼杀死了自己的国君齐庄公，于是齐国的太史在史书上写道“崔杼弑其君”。崔杼自然不想让这件丑事流传下去，于是就勒令太史修改记载。
太史不答应，于是被崔杼杀死。
齐国太史的弟弟继任为新的太史，也坚持不改“崔杼弑其君”的记载，于是也被杀害。
两人的弟弟又有一人继任为太史，同样不改原有记载。
崔杼没有办法，只好作罢。
这一任太史是这一家最后的兄弟了，齐国另一个太史家族听说之后，也想要在最后一位太史被杀后继续这项正直的事业。只不过听说崔杼最终没有得逞，这才作罢。
这样的事情在春秋战国阶段并不少见，比如良史“董狐”的故事。
晋灵公昏乱，想要杀死自己的臣子赵盾，尝试了很多次都没有成功。赵盾眼见形势越来越严峻，就逃走了。
没成想，他还没有逃出晋国的国界，晋灵公就被赵穿杀死了。他得到消息之后就返回了都城。
实际上，晋灵公虽然不是赵盾亲手杀死的，但也是间接死在他的手中，和他的势力分不开关系。
当时的太史是董狐，他在记录这段历史的时候写道：
赵盾弑其君。
赵盾自然不干，于是找董狐理论，说记错了，是赵穿杀的，不是我。
董狐告诉他，赵盾你身为晋国的上卿，出逃没有逃离国界，得到国君死亡的消息之后返回京都，也没有立刻追捕凶手，所以这个责任就要由你来负。
董狐的这种耿直做法和理性思考，揪出事件背后真正的成因，这是一个正直史官的态度。
这一阶段里，史书还是可以被当时的人所看到的，而在更早的时期，除了史官之外，没有任何人可以看到当代的历史，即使是一国之主也不行。
曾经就有诸侯国君非常好奇史书是如何记录当代事件的，于是就向史官索要正在记录的史书典籍。
史官很明确地告诉他，根据传统，史官撰史的目的是为了流传后世，而不是记录当代。所流传下来的史书是为后人提供借鉴意义，让他们学习、警醒。
所以，当代的史书都要封存起来，除了史官之外任何人不允许观看，否则会慑于强权，失去了修史的目的。
这也是史官撰史的初衷。
而这种传统在整个国家逐渐形成大一统的趋势下被权力的集中所改变了。
分封制逐渐瓦解，史官虽然还保留着一定的独立地位，但随着君权的逐渐集中，不允许那些能威胁到其地位的权力继续存在，修史这一影响千秋万代的工作自然是重中之重。
秦始皇时期就有焚烧各国史书的事件发生，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干扰修史工作的做法。而汉武帝更是直接删改《史记》，说明在这一时期里，史书造假就成为了一种常态。
如果从后世的史书记载来看，更是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
比如唐太宗即位之后对史书的删改，掩饰“玄武门之变”的血腥表现，并且太子李建成这一支王室成员到底去了哪里，并没有写入史书当中。
而最为奇怪的是，在当时名声大噪的“李白”，其身世在整个唐代的历史典籍中都讳莫如深，只知道他是王室中被罪徙的一支，有人怀疑他就是太子李建成的后裔。
而清代史书更是形成了一个套路，那就是贰臣和遗民之间的互不来往。
但实际上，史书中虽然记录这两个群体之间有着深仇大恨，但实际上很多人之间都相交甚深，互相拜访、书信往来都极为频繁。
这些都是“史书”造假的铁证。
以日本为例，史书造假也非常明显
如果说中国的史书在一开始还是没有动机造假的，那日本的史书从一开始就走上了造假的道路。
日本是一个受到中华文明影响很深的国家，至少在三国时期就与中国建立了联系，在隋唐时代更是达到了鼎峰。
有趣的是，这一国家虽然学习中国的各项文明，但唯独漏了“史学”这一领域。
而等到如《史记》、《汉书》这样的作品在日本大为流传的时候，他们突然发现好像对自己国家的由来、发展并不清楚，于是就开始了史书撰写。
那么，在这样一种心态的影响下，其实他们并不清楚这个国家在初始阶段经历过什么事情，没有史料流传，只能依靠一些传说来编写史书。
因为对中华文明的了解愈深，日本当时的统治者已经意识到“史书”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们苦恼于传说的五花八门，没有定论，就将这些记载汇集起来，选定删改，形成了一部作品，叫做《古事记》，里面所记载的事件多不可信。
在《古事记》编撰约十年左右，日本终于写出来第一部有组织的国史，名字叫做《日本书纪》，是用汉语写成的。
这个书名很有意思，本来叫做《日本纪》，模仿的是《汉纪》、《后汉纪》，后来又开始模仿《汉书》、《唐书》，就加了个字，成为《日本书纪》。
而其中的记载也非常有趣，采用甲子纪年的方式，体例也仿正史本纪。内容多抄袭中国史书，尤其是唐代之前的作品。
这部作品不仅杜撰史事，将本来没有的故事描写得有模有样，还大量抄袭、拼凑中国历史典籍和神话传说。
比如书它在开篇中所描绘的开天辟地事件，就是拼凑《淮南子·俶真训》、《天文训》等等典籍；就是天皇遗诏都是抄袭了《隋书》中文帝的诏书。
不仅如此，它还为了提高本国的历史地位，扭曲、抹杀向中国学习的历史事实，将其对中国的朝贡行为篡写为中国向日本朝贡。
我们举两处例子来证明其史书造假：
《仁德纪》：五十八年冬十月，吴国、高丽国并朝贡。
《雄略纪》：六年夏四月，吴国遣使贡献。
这些都是逆用了历史事实的记载，实际上是南北朝时期日本五倭王向南朝进贡。
而日本史书还有一处非常明显的造假行为，那就是关于时间的记录。
日本为了获取“中华”这一名号，极力抹杀向中国学习的历史事实，力图证明日本历史不逊色于中国。他们采用的方法就是将事件发生的时间提前一段时间。
这一段时间大概是六百年左右。
所以我们看到一些日本古典作品的时候会发现，造纸术在日本的普及时间要比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的时间还要早，就是这种原因造成的。
所以说，中国的“史书”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一个是因为干扰较少，大部分都比较可信，而史料留存也比较多，即使某一些作品出现了问题，在其他资料中也能找到蛛丝马迹。
而像日本这样修撰史书就是纯“造假”行为，并不具备太高的参考价值。
雍正设立*机处，揭示了封建社会里权力机构更迭的通用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