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高德特是美国的一位作家和实践生态学家，也是一位资深纸草学家，他耗时四十余年完成的《法老的宝藏》，是一部关于莎草纸起源和西方文明兴起的著作。莎草纸从埃及走向世界，见证了一段人类文明发展历程。该书中文版近期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作者特地撰文向中国读者介绍此书的研究思路和成书过程，本文经出版方授权，由新京报书评周刊独家首发。
撰文
（美）约翰·高德特
《法老的宝藏》中文版最近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还原古代纸张发展历程的著作。我之所以要写这本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注意到，关于纸张的历史研究存在几点令人费解之处。首先，纸（paper）这个词究竟所指何物？其次，人们似乎有这样的印象：纸张在公元1世纪横空出世，与基督教在西方世界的诞生几乎同时。
《法老的宝藏:莎草纸与西方文明的兴起》（美）约翰·高德特著，陈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5月
机缘凑巧，我对非洲莎草进行了多年的生态学研究。这种植物时常让我遭遇知识盲区。很多人都知道，纸莎草是一种形似芦苇的植物，古埃及人用它们制作书写的载体。
而让这些人意外的是，纸莎草这种植物以及其所生长的水泽今天依然存在——他们以为这些早已随古埃及人一起消逝在时光里。但事实是：埃及的纸莎草直到公元9—10世纪才被粮食作物所取代，而在非洲其他许多地方，这种植物依然欣欣向荣。纸莎草的生长范围之广和植株体型之大从未得到重视，直到维多利亚时代的欧洲探险家来到此地。他们在非洲东部和中部的沼泽地艰难跋涉，时常不得不为了生存在纸莎草丛中挣扎出一条道路。他们开始了解这种植物的迅速生长可能带来的各方面作用和影响，在现代人到来之前，这种植物几乎没有天敌。
《阿尼纸草书》中所表现的“芦苇之野”，蜿蜒的水道穿过生长在天国的纸莎草
今天，尼罗河流域的其他所有国家——苏丹、南苏丹、埃塞俄比亚、乌干达、肯尼亚、坦桑尼亚、布隆迪、卢旺达和刚果民主共和国——都有大量天然生长的纸莎草，埃及是唯一的例外。历史的转折充满讽刺意味。当莎草纸制造业因旅游经济的需要而诞生时，20世纪70年代的开罗不得不从苏丹重新引进莎草。今天的埃及也有纸莎草种植，但野生纸莎草赖以生存的天然沼泽只分布在埃及以外的地区。
在完成关于纸莎草生长周期和生态环境的研究之后，我便可以进一步钻研纸莎草如何、何时被用于造纸，这样的纸张有何用途，以及莎草纸如何影响书籍的发展乃至整个文明的进程等问题。
我在早期研究中发现的第一个事实是：在诸多古老的大河文明中，唯有古埃及得天独厚地拥有这种巨型水生植物。早在公元前年，古埃及先民将莎草广泛用于造船、建屋和制作工艺品。当人们在公元前年左右发现这种植物可以造纸之后，法老终于登场，从兴旺发展的莎草纸和莎草绳出口贸易中获取了可观的财富。
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时期的书记官奈布克德的《亡灵书》。（底比斯，公元前年）
从那时起，埃及莎草纸在近年里一直是唯一的纸张来源。石器时代末在埃及诞生之后，莎草纸几乎立刻就派上了大用场。
在此我可能需要解释一下，我所说的“纸”是指什么。或许我更应该解答的问题是：纸在什么情况下不能叫作纸？许多现代词典和作家都主张，“纸”（paper）这个词仅仅指木浆或棉浆制成的现代纸张。制作莎草纸的材料是用纸莎草削成的薄片而不是纸浆，因此莎草纸常被归入“书写材料”的范畴，排除在现代纸张的分类之外，尽管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将其称为“天然纸”。
情况并非一直如此。老普林尼等早期罗马历史学家所使用的拉丁文papyrum一词既表示可用于造纸的植物——纸莎草，也表示用这种植物制成的纸张——莎草纸。在老普林尼之前，古希腊人用papyros（ππυρο）一词指称“任何与造纸植物同属的植物”。在他们的认知中，用纸莎草茎秆制成的纸张或纸卷当然是“纸”，这一点毫无疑问。问题在于希腊语papyros一词从何而来？有些作者认为它源于古埃及语pa-per-aa（或写作ppr），字面意思是“属于法老的”或者“法老自己的”，以此彰显王室对莎草纸生产的垄断。在此之后，语言自然而然地发生着演化，拉丁语papyrus演变为papire（—年的诺曼法语和中古英语），这一词形被英语吸收，最终形成了现代英语中的paper一词。
古埃及纸张制作。
17世纪的“纸”（paper）仍然是广泛意义上、用纸浆手工制作而成的纸张。最早的浆纸在欧洲语言中甚至不被称为“纸”（paper），而是被叫作“布皮纸”（clothparchment），因为自13世纪以来，这种纸的原料主要是亚麻碎布。当耶稣会教士安贝尔迪神父（FatherImberdis）在年介绍故乡法国的棉纸制造时，便用拉丁语papyrus指称他那个时代的浆纸，当时造纸的机器尚未出现。
年，美国造纸大师达德·亨特（DardHunter）试图解释为什么普林尼介绍古埃及莎草纸制作的著名文章中出现了“纸”（paper）这个词。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用词的混乱。亨特提醒读者，尽管英文译本是对拉丁文本的逐字翻译，但paper这个词的出现完全是个错误。有人——可以推测是译者——将拉丁文中的“莎草纸”（papyrus）译成了“纸”（paper）。亨特提到莎草纸并不是“真正的纸”，但他没有进一步深究，而是将疑惑留给了我们：究竟是否应该将这种用纸莎草制成的、轻便的书写材料视为纸张呢？
在我看来，“莎草纸不是纸”这种说法完全是本末倒置。事实上，纸张就诞生于古埃及，莎草纸始终属于纸张的范畴，就像“木材”或“木料”等术语都是指组成树木主体的坚硬纤维材料一样。不管是哪种树木，不管是被切割（然后加工成再生木材）还是刨成薄片（然后施胶并层压成胶合板），还是仅仅被锯成粗糙的木板，都没有人会质疑材料本身的性质，它始终属于“木头”这一大类，而我们只会去木材厂寻找它的踪影。
从新鲜的纸莎草茎秆上削下薄片。
纸卷（一份古埃及《亡灵书》的现代复制品）
也许导致这种误解的原因之一在于，许多人并不知道一张莎草纸与一张现代手工制作的厚重铜版纸没有太大的不同。虽然颜色不一样，但古代莎草纸的尺寸与现代纸张相差无几。莎草纸的颜色不算白，更接近克莱恩纸业公司（Cranepa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