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时读《三国演义》，总是读不完全书，每每读到孔明病逝五丈原便掩书而去。最近重新拾起《三国》，看完整本后，在最后一章发现了一个有关法制史的彩蛋——杜预。
杜预的名字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比较陌生的，后人看那个群星璀璨的三国年代，总是被其前半部分的英雄人物所吸引，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孙权，两朝开济老臣心的孔明，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周郎，刘备的五虎上将，曹操的五子良将，总是让人说不尽、道不完，大江东去，尽是流不尽的英雄血。相较而言，杜预不但不抵这些三国前期的谋臣战将有名，与后期的羊祜、陆抗、诸葛恪这些人相比，知名度貌似也要低一些，但翻开煌煌史册，他的功绩与这些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相比却不遑多让。
年前，京兆杜氏家族中出生了一个名叫杜预的新生儿，在这个前有杜周、杜延年，后有杜甫、杜牧，卿相辈出、去天尺五的家族中，杜预依然熠熠生辉，光芒万丈。学文，他著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从武，他三陈平吴策，助晋并九州，出将，他官拜征南大将军，入相，他开府仪同三司。在唐朝，杜预先入文庙，后入武庙，是明以前唯一一个同时入文武庙之人。但有如拿破仑未将自己的战无不胜视为一生最大的骄傲，而是归于《法国民法典》一样，在我心中，杜预最高光之处不在他的文治武功，而是那一部《张杜律》。
魏末晋初，杜预受命与贾充、羊祜等人共同编纂新律，泰始年间，新法修成，是为《晋律》，又称《泰始律》，这一部凝结着杜预心血的律法，在汉《九章》和魏《新律》的基础上，删繁就简，撷长去短，上承汉法，下启唐律，成为三国两晋的最具影响力的法典。而后杜预与张斐为《晋律》作注解，杜预所做律注与律法条文效力相同，故又将该部律法称之为《张杜律》。
《晋律》之前的律法过于繁密，汉成帝就曾下诏称“今大辟之刑千有馀条，律令烦多，百有馀万言”，即在当时，关于死刑就有千余条文。《汉书》记载，到了东汉末年已经“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当时虽然已经“蔡伦造纸”，但纸张做书尚未通行，书籍依然主要以简牍的形式存在。律法繁多使得律法书籍无论是存放还是阅读都面临极大的困难，而繁杂的条文导致律法适用起来标准不一，众说纷纭。汉代律法“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的情况已经成为律法施行的阻碍，而杜预所做即是改变这种情况，编制出一部文约例直的律法。杜预曾述“法者，盖绳墨之断例，非穷理尽性之书也。故文约而例直，听省而禁简”，将律法条文简约易行作为制法之重。通过杜预和当时律学家的努力，最终《晋律》“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条，十二万六千三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较之汉律不但更为简约，而且篇章布局更为合理。删繁就简并非简单的压缩文字，杜预、羊祜、贾充等人用他们的梳理条目，规范体例，披阅三载，呕心沥血，最终让《晋律》文简辞约，旨通大纲，从而更为行之有效，中华法系的立法体例也从此由繁杂进入清约。
杜预注《左传》（资料图片）
现代法学中，法律解释已成为进入法学殿堂时所必须知悉的概念，但法律解释并非完全由外域传入，亦非于近现代发端，在中国源远流长的律法制度发展中，律法解释已经深植其中。杜预在注释《左传》中邓析被杀一节时即注有“邓析，郑大夫。欲改郑所铸旧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书之於竹简，故言竹刑”，可见邓析在春秋时期即对郑国律法进行了解释，而后秦朝的法律问答，汉代的春秋决狱，或以官方身份对律法进行释明，或以儒家思想对律法加以分析，律法注释绵延未断，至晋代注释律学兴起，杜预当为其中翘楚。《晋书·杜预传》中记载:“既成，预为之注解……诏班于天下。”杜预为《晋律》所做的注解被认为是作为正式法律解释，并与律法条文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杜预主张“今所注皆网罗法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执名例以审趣舍，伸绳墨之直，去析薪之理”，强调在律法的解释中要注重律法本质，避免随意解释。《张杜律》在解释技术上颇为发达，兼有立法、文义、体系解释，今人看来，亦为前人高超的法律智慧所折服。因有杜预等人的承上启下，后世《唐律疏议》方能华彩熠熠，享誉四方，中国古代的律学解释也因有杜预而更加璀璨辉煌，光芒万丈。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杜预助晋吞吴，完成天下一统，然而西晋国祚仅有五十一年，只是浩瀚历史长河中的昙花一现，但《张杜律》作为中国法律史上首部儒家化法典，亦是中国立法史上由繁入简的里程碑，对后世南北朝乃至隋唐律法均有深远影响，杜预的功绩因《张杜律》的创制而绵延百代，而他的思想，对千年之后的今人亦有启迪。读罢《三国》最后一章，当我合上书页的时候，我仿佛能够依稀看见千载之前灯光下正在笔走龙蛇的杜预，我对他深深一揖，轻呼一声：“先生”。
文字：立案庭刘哲尔
原标题：《书香三中
三国中的律法先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