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中国抗战正处于相持阶段，英国皇家学会院士李约瑟博士从印度飞越“驼峰航线”抵达中国昆明。两周后，李约瑟在重庆出任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在此期间，他在抗战大后方四处游历，参观考察中国各学术机构，收集了丰富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文献和资料。
由于李约瑟本人来华之前就对中国悠久的文明具有浓厚的兴趣，又学习过汉语和文言文。加上在重庆几年对中国科学史的认识进一步深入，李约瑟逐渐形成了“一个宝贵的信念，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中曾起过从来没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
年，由李约瑟编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在剑桥出版，轰动了西方科学界。他在序言中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著名难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李约瑟在书中以浩瀚的史料、确凿的证据，列出中国古代取得的科学成就——“四大发明”：火药、造纸术、印刷术和指南针。他还认为中国古代出现了钢铁冶炼技术、以及把旋转运动变成直线运动的传动带和传动链、拱桥和铁索桥、深井钻探设备等工程技术发明。
在中国古代科技繁荣的时期，整个欧洲还处于黑暗的中世纪。15世纪之前，中国在科技和经济方面都领先欧洲，但此后的发展却逐渐停滞滑坡。
李约瑟难题的实质内容在于中国古代的经验科学领先世界一千年左右，但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
古代中国实现大一统以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成为政治文化的主流。封建思想深刻的渗透到每个中国人的复杂思想中。通过科举制度的选拔，可以使中国非常有效地集中了大批聪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的管理使得中国井然有序，并使中国发展了以整体理论、实用化研究方法的科技。
这也使有才能的人致力于四书五经，排挤了科技创新的潜在人力资本。官僚的知识结构和自身利益的立场，认为没有必要逾越传统，也不鼓励尝试探险、发明创新、科学实验等未知的风险。使得新观念很难被社会接受，新技术开发领域几乎没有竞争。
比如明朝末期的宋应星曾经撰写《天工开物》，这本书被欧洲学者高度评价为“技术的百科全书”，但是不会有官员对这本书感兴趣。
早期的欧洲城邦和城市，处于要为了生存而互相竞争的环境。欧洲国家之间的激烈竞争，使欧洲人在中国古代火药的基础上发明并改良火药武器。西方科技的兴起与商业阶级的兴起相联系，西方文化也鼓励较强的技术开发竞争。
中国地大物博，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已经可以满足自给自足的需求。以农立国是最稳定的经济模式，完全没有扩大生产的需要。长期以来就形成了封闭、保守的思想，缺乏创新的动力，创新者也无法获得利润和回报。
指南针传到欧洲以后，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欧洲国家开始远洋航行到其他各大洲。在这一过程中，眼界的开阔和知识的丰富，使欧洲人的思维方式也在不断转变，更加追求个人的发展，为后来的科技大发展埋下了伏笔。
李约瑟难题引发了关于中国为何被西方社会的科学技术超越的广泛争论。但是，该难题本身的前提就有疑问，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是否高于西方也存在争议。有其他学者认为，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过度拔高，中国古代很多技术都算不上是科学的应用。
中国古代的研究不像西方那样是为了探索自然规律，而更多地出于实用目的。尽管古代中国人有不少发明创造，但中国可能仍然落后于西方。因为中国以实用技术为主，缺乏科学论证与抽象化的理论研究。
但另一方面，即使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高于西方，也不能推断出科学和工业革命就一定会在中国发生。
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并不能成为科学和工业革命出现在某地某时发生的充分条件，实际上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也没有在同时代独立产生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曾经奠定西方科学文化基石的希腊、文艺复兴起源的意大利，也没有产生进一步的科学，而工业革命却最先发生在英国。可见，前面朝代的贡献并不能作为后面朝代能够达到某种更高水平的预测，两者不具有必然联系。
古代中国没有产生逻辑化的、系统的科学体系，只有零散的科学知识，偏重技术，缺乏理论研究。爱因斯坦就明确表示，由于中国既没有产生形式逻辑也没有产生实验方法，中国是不可能产生科学的。物理学家吴大猷也认为：“一般来说，我们民族的传统，是偏重实用的。我们有发明、有技术，但是没有科学。”
尽管如此，李约瑟还是得出结论：“如果中国人有欧美的具体环境，而不是处于一个广大的、西面被沙漠切断，北面是寒冷的雪山，南面是丛林，东面是宽广的海洋的这样一个地区，那情况将会完全不同。那将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发明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名字将是中国人的名字，而不是伽利略、牛顿等人的名字。”
年，在李约瑟临终前，他坚持认为：“多年来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了解，我确信中国能够再度崛起。一个拥有如此伟大的文化的国家，一个拥有如此伟大的人民的国家，必将对世界文明再次做出伟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