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至6日，第十三届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在厦门宾馆举行，本次会议由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主办、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协办。开幕式由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林昌丈主持，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院长张侃致开幕辞。张侃教授代表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热烈欢迎与会的各位学者。他指出，厦大的中古史学科拥有着深厚的学术传统和积淀，目前聚集了一批青年学者继续耕耘。此次联谊会的主题涉及物质文化、族群信仰以及文本考据等方向，涵盖诸多学科热点，这为研究不同领域、不同方向的学者搭建了碰撞与交流的平台，为厦大中古史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提供了机遇。
本次联谊会共设四场专题汇报，一共有17篇论文发表。下面对会议内容稍作介绍，以飨读者。
第一场汇报的主题为“中古中国的物质文化世界”，汇报的第一部分由《历史研究》杂志社编辑高智敏主持。首先进行报告的是郭伟涛（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他的题目是《中国古代造纸起源新探》。论文全面排查了目前出土的古纸实物，结合相关科技鉴定，对古纸的考古学断代提出了新认识。论文分析了出土文献所见“纸”字含义的演变与造纸的关系，认为“纸”字含义的变化，正好叠加上蔡伦革新造纸术的事件，因此去汉已久的六朝人便逐渐将蔡伦视为“造纸者”。论文最后从文献形成和史料来源的角度，考察了传世文献有关纸张使用和发明的相关记载，认为过去依据的诸多史料实有层累造成的特点，未必可信。评议人高震寰（“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表示，郭伟涛的报告是造纸起源研究的重要阶段性认识，从理化性质与工序角度给出了纸的清晰定义，并就纸的起源年代与造纸者传说的来源进行了可靠论述。不过在高震寰看来，辨析纸的起源，重要之处在于工序的出现而非定义，纸的古义与今义的区别以及字形的不同，可能代表了在不同时代纸制品的不同用途，在作为包装或填塞用品时，纸还可能存在统一或通用的规格。
第二位报告人是屈涛（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题目为《汉代墓碑的使用与身份构建》。该文从现实秩序与观念的角度对汉代墓碑进行再研究。论文认为，汉代墓碑与墓前、祠前的祭祀活动关系密切，是祭祀者活动的核心区域，也是构建生死关系的媒介。祭礼与祭器的双重意向构建了碑主身份和名望的“永享”，这既遵循了重视身后世界的传统，与“事死如生”观念及对死者身份的重视紧密相关，也反映出时人在地位起伏与名望易逝的大环境中对稳定感及身份感的追求。此外，墓碑并非是对礼制简单的模仿，而是经历了官吏和士人的改造，对逝者以及后人各具意义。评议人小林文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表示，屈涛的报告首先发现了立碑地点与祭祀活动间的紧密联系，其次读出了碑文发语词的多层含义，并对时人的追求进行分析，进而探讨生前与死后世界的关系，最终向我们揭示了墓碑的时间性变迁与世代性意义，结论颇具启发性。但同时指出报告中提到的立碑者身份需进行区别讨论，在永享观念背后的根本性意义与思想底色还需要进一步发掘。
本场报告的第二部分由朱圣明（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主持。周杨（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首先进行了报告，题目为《南朝墓葬礼乐符号的建构——再论“竹林七贤与荣启期”题材拼砌砖画》。论文在梳理历代“竹林七贤”题材绘画或装饰的基础上，指出南朝墓葬图像中同类题材的阶段性特点，并将其纳入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礼乐重建的背景下观察。论文认为，竹林七贤的形象常与荣启期以及“鼓吹乐”结合，共同构成了南朝墓葬的礼乐符号，用以标识墓葬的等级、墓主的身份，并体现其治内的礼乐秩序。南朝诸政权在塑造礼乐符号时，有意识地对音乐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加以区分，排抑汉制中用于“宴飨”的燕乐，试图以“鼓吹乐+高士雅音”组合代替“鼓吹乐+燕乐”组合，以竹林高士为代表的“无声之乐”代替“宴乐合欢”。根据墓主等级不同，墓中的“高士雅音”形象也存在不同，但“奏阮抚琴”的搭配却相对固定，这种现象既是基于知识传统与工匠传统的嫁接，也与嵇康、阮咸两位人物密切相关，具备着标签式的意义。评议人三田辰彦（日本东北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对报告进行了评议。他表示，该报告以“礼乐符号”为主视角颇为新颖，但对于“礼乐符号”概念的解说目前还尚显单薄，而如何从墓葬中体现南北礼乐分野的问题也应作进一步探究。此外，三田辰彦还向大家介绍了日本学界有关这一时期乐制的相关研究。
随后进行汇报的是施厚羽（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报告题目为《中官打人：暴力与九世纪的中国士阉关系》。论文从时间、地点、主角、事由、器具、观众、声援者以及文本呈现等角度出发，对在唐宪宗元和五年（年）与唐敬宗宝历元年（年）发生的两起士人与宦官冲突进行了研究。在施厚羽来看，在两起冲突事件中，暴力成为宦官群体的表达手段，这与士人间常以言语为冲突手段有所不同。在观念与制度的要求下，行为合礼，能够自我克制成为理想士人的形象，以冲突为手段的士人一般被描述为性格缺失或行为不谨之人。尽管资料显示宦官群体曾希望利用菁英文化来自我标榜，其内部也存在与主流气概相靠拢的理想男性形象，但实际上宦官仍被视为既有生理瑕疵，又有心理缺陷的群体，加之宦官游走于皇帝奴仆与帝国官僚之间的特殊身份，因此暴力便成为士阉冲突中宦官群体展现自身威力，给予对方肉体与精神双重打击的手段。作为文化属性与性别气质截然不同的两群人，士阉冲突中一方暴力的使用，不仅能对另一方造成羞辱，同时也能够成为另一方维持自身认同，区别我群与他者的方式。评议人靳小龙（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指出，本报告避开旧有视角，选取日常事件进行切片式分析，遵循实证与考辨的方法，利用丰富而多立场的材料成功还原了士阉暴力冲突的历史现场，解析了暴力何以成为宦官进行沟通并施展权威的手段。但如果能对其他日常政治过程中的中官打人事例进行参考比较，那么本报告选取事例的典型性就能得到更好体现。在讨论环节，胡鸿（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认为，该报告以微观史的视角考察政治史中士人、宦官和皇帝等不同身份带来的态度差异。身份的二重性是理解宦官政治的一把钥匙，暴力和言论分别是士阉长期冲突中双方以长击短的手段，对此研究或可发掘出更丰富的意义。
第二场汇报的主题是“地域、人群和信仰的互动”，汇报的第一部分由聂溦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主持。第一位汇报人是峰雪幸人（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题目是《再论蒙古高原地区的鲜卑、匈奴势力交替》。以往研究认为，北匈奴政权崩溃后，其余种被鲜卑吸收，并开始自称鲜卑，鲜卑的势力由此大为增长。对于这一过程，《后汉书》与王沈《魏书》中的记载存在时间、地点以及“鲜卑”与“鲜卑兵”间的差异。峰雪幸人认为，在公元91年北匈奴崩溃后，北匈奴余部至公元年左右仍出现于辽东郡附近，而鲜卑的兴起则要在此以后，其契机应为公元年逢侯势力的崩溃。鲜卑向西扩张的行为是沿着东汉的北部边疆行进的，与其对东汉财货的追求紧密相关，而公元年的记载则体现出一群保持自身特色却自称“鲜卑兵”的北匈奴余部存在，这个集团并没有被鲜卑完全吸收，但为了与东汉交往并从中获利而自称“鲜卑兵”。胡鸿对该报告进行了评议，认为在面对寥寥数语的文献记载，该论文思路清晰，论证扎实。不过他也指出，由于传记中的事件可能不一定严格按照时间排序，因此本报告关于王沈《魏书》与《后汉书·鲜卑传》差异的对比还可作进一步推敲，而鲜卑吸收匈奴余部发展壮大应是一个较长的过程而非一次突发事件。
随后进行报告的是林牧之（马偕医护管理专科学校），他的长文题为《义熙土断与政区再编——以江淮地区为中心的分析》。该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