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文艺家：
汤真，年生，本名汤匡时，浙江萧山人，文学翻译家。历任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新文艺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江西人民出版社编辑、编辑部主任、主编、编审；江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江西外国文学学会会长。年开始发表作品。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译著《家庭纪事》([俄]阿克萨柯夫著，长篇小说三部曲)，《喀尔巴阡山狂想曲》([匈]伊雷什·贝拉著，长篇小说三部曲，合译)，长篇小说《黑钻石》、《*蔷薇》、《信誉之债》、《黑面罩》([匈]约卡伊·莫尔著)，短篇小说集《故国》、《卖牛奶的台维》([犹太]肖洛姆-阿莱汉姆著)、《新天方夜谭》([英]史蒂文生著，合译)，《莎士比亚戏剧故事全集》([英]查尔士·兰姆、玛丽·兰姆，奎勒·库奇著，合译)等，总字数达余万字。另著有长篇纪实文学《马其顿纪实》《美国行》等。
致敬
张国功（以下简称张）：汤老师，首先谢谢您接受我的访谈。尽管此前曾经在同一家出版社工作，但作为晚辈，我入社时您已经退休，很少有机缘在工作中向您当面请教。我一直对您的翻译与文艺出版工作、对您那一代知识分子非常敬佩，一直希望有机会能通过访谈等形式让更多的后辈对您有所了解。首先请您谈谈所受的教育情况。网上介绍说，您曾在年底就读于浙江大学农学院，请您具体谈谈。
汤真（以下简称汤）：我在浙江衢州上初中，在杭州读高中，一向偏爱文科，上大学却轻率地报考了浙大农化系。年11月，作为进步青年被调到杭州市青委学生部任干事。年8月，转到上海出版界工作。我的大学毕业证书是多年后补发的，因为凡是在校学生中途参*参干，一概按毕业办理。后来业余时间又在上海俄文专科学校上过半年夜校。
张：您后来一直从事翻译，以翻译家名世。但哪一个翻译家年轻时没有文学创作梦呢？据我所知，您早年写过不少诗歌、散文，还被菲律宾《中华日报》聘为特约撰稿人，请您介绍一下年轻时的创作情况。
汤：抗日战争刚开始，我老家萧山县城内的三间祖屋即被敌机炸毁，我们逃难到乡下外婆家，我把在这个乡间小村里能找到的书都阅读了，包括《说岳全传》《江湖奇侠传》等石印本。这大概与我后来在校读书时国文成绩比较拔尖很有关系。读高中时，我把自己课余写的一些散文和诗歌寄给了东南几省的报纸副刊，也给菲律宾的华侨报纸投过稿，先后共发表了多篇。我将这些作品的剪报贴成了一个大本子，但之后我从来不曾翻阅过，因为我深知它们内容空虚缥缈，文笔朦胧费解，纵然透露着对黑暗时代的不满和追求光明的情怀，但更多的只是个人的无病呻吟。
张：您过于谦逊，深悔少作，但作为读者，好想有机会拜读到您这些早年的文章。网上介绍说，您是著名翻译家、编辑家孙用先生的学生，他把您引领进翻译界与出版界，请您谈谈与他的关系。
汤：孙用先生对我一生的学习和工作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和作用。年他到衢州县中学教书时就已颇有名气。他受鲁迅先生提携，是普希金《上尉的女儿》和裴多菲诗歌的译者，为人诚恳，和蔼可亲，深受学生敬爱。他教我国文和英语近三年，对我这个成绩较好的公费生关爱有加。后来我一直与他保持着亲密的联系。年秋我参加上海出版界工作也是由于他的推介和帮助。当时他在设于上海的鲁迅著作编辑所工作，住在山西南路的女儿女婿家里，我与他合住一个约八平方米的小房间，朝夕相处了一个多月。
孙用先生一有空闲就爱跑书店或旧书店，把他认为对我有用的书刊买来寄给我，前前后后不知给我寄了多少次。我也不时给他寄去一些书。有一次收到他从北京的来信，说他刚刚寄出一信，嘱我到上海国际书店看看，能否为他买一本波兰作家密支凯维奇的诗集，不想信刚发出，从邮局刚回到家中，就收到了我寄给他的这本书，真是平生难得的一件快事。
张：您是怎样走上当编辑和翻译之路的？
汤：编辑和翻译是我一生所做的两件事。编辑工作从年开始到年退休整整做了四十年，翻译则退休后还搞了一些，两者都是边干边学。年轻时身体好，注意锻炼，晨起跑步，翻单杠；白天看稿；晚上打夜班，伏案翻译。编辑和翻译时遇上难题，虚心向人请教。在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工作时，几位年轻同事，如王仲年、方平等，他们与我先后进社，多为大学英语系毕业或已出版过翻译作品，英语水平比我高出一大截，都是我请教的对象。另外，译者中一些前辈名家因稿件事务常来出版社，也经常给像我这样的青年编辑以指导和帮助，比如贾植芳这样学贯中西、为人热心、言谈风趣的教授。有一次他还特地炖了一只老母鸡，请我和方平到他复旦大学的家里去“补补身体”。我翻译的阿克萨柯夫三部曲中的一部英文原书，就是他主动为我从北京图书馆借来供我翻译用的。施蛰存先生曾赠我一大本英文版世界爱情小说选，后来我译出其中几篇，分别发表于几个期刊和收入我的《往事如梦》一书中。
从这些点滴往事可以看出，像我这样的青年编辑，一边是在工作，一边也是进了翻译学堂，边学边用，边用边学，也往往进步更快。
张：请您介绍一下您翻译的主要作品，为什么选译这些作品？
汤：我翻译的作品，除早期翻译的一些前苏联作品之外，主要是俄国作家阿克萨柯夫的《家庭纪事》三部曲；匈牙利作家约卡依·莫尔的四部长篇小说《黑钻石》《黑面罩》《信誉之债》《*蔷薇》，伊雷什·贝拉的《喀尔巴阡山狂想曲》；犹太作家肖洛姆—阿莱汉姆的短篇小说集共6本；再就是英国作家奎勒·库奇的《莎士比亚历史剧故事集》。另外还有十几本书，对我来说都不算是主要作品。
为什么选择这些作品？主要因为犹太作家肖洛姆—阿莱汉姆和匈牙利作家约卡依·莫尔等都是世界文化名人，属于少数民族，他们的许多名著尚未很好地介绍到中国；孙用先生一向热心介绍世界弱小民族的作品，收集有不少原著和有关资料。还有一点，我一向不愿翻译已有人出过译本的作品。
张：您后来一直从事翻译，以翻译家名世。但哪一个翻译家年轻时没有文学创作梦呢？据我所知，您早年写过不少诗歌、散文，还被菲律宾《中华日报》聘为特约撰稿人，请您介绍一下年轻时的创作情况。
汤：抗日战争刚开始，我老家萧山县城内的三间祖屋即被敌机炸毁，我们逃难到乡下外婆家，我把在这个乡间小村里能找到的书都阅读了，包括《说岳全传》《江湖奇侠传》等石印本。这大概与我后来在校读书时国文成绩比较拔尖很有关系。读高中时，我把自己课余写的一些散文和诗歌寄给了东南几省的报纸副刊，也给菲律宾的华侨报纸投过稿，先后共发表了多篇。我将这些作品的剪报贴成了一个大本子，但之后我从来不曾翻阅过，因为我深知它们内容空虚缥缈，文笔朦胧费解，纵然透露着对黑暗时代的不满和追求光明的情怀，但更多的只是个人的无病呻吟。
张：您在文学翻译方面的最大体会是什么？总体上您认为您的译笔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汤：要选择自己喜爱的作家的作品，仔细琢磨原作内涵。译文力求中国化，要既忠实于原文，又要流畅可读。翻译名家甚多，我的翻译体会不足为训。但作为译文编辑，在采用译稿时，我首先注重的还是译文含有多少文学细胞，是否生动流畅又传神。平时不会写文章，甚至连写封信都佶屈聱牙的人，是绝不可能翻译文学作品的。
张：您自己翻译的作品中最喜欢的是哪一本？为什么？
汤：敝帚自珍。我自己比较喜爱的是犹太作家肖洛姆—阿莱汉姆的小说，因为我深爱这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作品深刻反映了当时沙皇俄国和犹太资产阶级双重压榨下犹太人民的悲惨命运，无情打击了残酷的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对人类光明的未来充满信心。
犹太人是深受压迫的少数民族，他们当时不可能有其他反抗办法，往往只能寓悲愤于诙谐，以嬉笑怒骂作为他们应付恶劣环境的武器。因此，肖洛姆—阿莱汉姆的作品，自然而然地处处流露出“心酸而感人的幽默”（高尔基语），让人读后悲愤又不禁为之莞尔。肖洛姆—阿莱汉姆被称为“犹太的狄更斯”和“犹太的契诃夫”。我是汝龙翻译的二十几册《契诃夫短篇小说》的责任编辑，仔细阅读过契诃夫全部短篇，也喜欢契诃夫的小说。但相比之下，我还是觉得肖洛姆—阿莱汉姆的小说写得更高一筹，无论是故事内容还是写作手法，都更有可读性和吸引力。
我也比较钟爱《莎士比亚历史剧故事集》，不光是因为我翻译它花了较大的功夫。莎氏戏剧是外国文学研究者的必读书，大家都较熟悉。把莎氏历史剧改编成故事的奎勒·库奇是牛津大学的一位大学者，获得多所学校的荣誉博士学位，并被授予爵位。他著作甚丰，发表过一些有关莎士比亚的学术文章。因此，我翻译这些作品也必须更加谨慎小心，不容稍有纰漏。我和萧乾分别翻译的两本莎氏戏剧故事集，后来合为一本《莎士比亚戏剧故事全集》出版，获得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这是对我们译作的肯定和嘉奖。之后，我译的《莎士比亚历史剧故事集》一书又被商务印书馆印行为英汉对照本，完全在我意料之外。商务印刷馆的英汉对照本向来以要求译文忠实、优美、流畅，编辑严谨认真出名，为出版界和翻译界所公认。翻译作品被选中印成英汉对照本，是给予译者的无上荣耀和最高嘉奖。该书的装帧设计朴素而不失高雅，插图优美，处处看出编辑工作的严谨细致。收到这样的样书，让我喜不自胜，对素不相识的编辑满怀感激之情。
张：我注意到您不少译作，如俄罗斯作家阿克萨柯夫的《家庭纪事》，匈牙利作家伊雷什·贝拉的《喀尔巴阡山狂想曲》等，是转译的而非从原文而来，这是当年译作，尤其是小语种作品的主要特点之一吗？
汤：鲁迅先生等文坛前辈都很欣赏俄罗斯文学作品，但当时精通俄文的人很少，能直接从事俄国文学著作翻译的译者仅有曹靖华、耿济之等数人。周扬的《安娜·卡列尼娜》和鲁迅的《毁灭》等都是转译的，文学翻译界这种情况习以为常。我们见到的肖洛姆—阿莱汉姆作品都不是从原文译出，因为很少有人懂意第绪语。而犹太人四海为家，遍布各地，他们与当地人长期相处，多精通欧美各国语言，因此世上流传的犹太文学作品大都是犹太人自己从意第绪语翻译成英语或德语等文字。同样，因为精通匈牙利文的人很少，匈牙利作品在中国出版的多是转译的，也就不足为奇了。
张：您在《百花洲》杂志的老部下洪亮老师告诉我，说您在翻译界有三位最好的朋友，是哪三位？当代翻译家中，与您交往较多的有哪些？这种交往对您翻译有何影响？
汤：洪亮说的大概是万紫、傅欣和赵蔚青吧。这三位都是我的长期密友，可惜都已去世了。万紫译了不少英美文学名著，和我合译了史蒂文生的《新天方夜谭》。傅欣是新文艺出版社的老同事，他毕业于中法大学法国文学系，是法文翻译专家，译有法国文学作品多种，但多用不同笔名发表。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茶花女》就是他以陈林为笔名发表的。赵蔚青是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几本译作的责任编辑，我也编辑过他的几本译作，彼此是同行，都从事编辑和翻译，几十年来自然而然保持往来。
张：您与萧乾先生合作翻译过《莎士比亚历史剧故事集》，请您谈谈与萧乾先生的交往。
汤：萧乾先生是文坛前辈，在他遭到厄运的年代，别人多避之唯恐不及，孙用先生却与他往来如旧，一直保持着友谊。后来我有机会出差，常去北京，萧乾一见面就与我亲切如旧识，我们在孙用先生家几度一起小酌，同到公园散步。他已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一书，一再鼓励我翻译该书的姊妹篇《莎士比亚历史剧故事集》。结果我在繁忙中断断续续花了两年业余时间才把它译出，同样交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年，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把他和我分别翻译的两本书合并为《莎士比亚戏剧故事全集》出版，不想该书居然获得了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萧乾先生对我的帮助是多方面的，他除了自己为我编的《百花洲》写稿之外，还不断为《百花洲》推荐其他作家的作品。他交游广，名气大，常把一些他认为对我们可能有帮助的熟人介绍给我。他被平反后，越发红得发紫，报纸上常有与他有关的报道。
张：您与茅盾、巴金、丁玲等文学大家都有过交往，请您谈谈他们对您的帮助。
汤：茅盾先生是把犹太作家肖洛姆—阿莱汉姆推介到中国的第一人。早在年他就在《小说月报》上以《新犹太文学概观》这篇文章介绍过这位犹太作家，并翻译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贝诺思亥尔思来的人》，从而带动作家王鲁彦、楼适夷等人相继对其作品做了介绍和翻译。
年11月，首都文化界举行世界文化名人肖洛姆—阿莱汉姆诞辰周年纪念会。茅盾作为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和全国文联副主席主持会议，赞扬他遗留下来的伟大作品大大丰富了世界文化宝库。他当时就知道我译的《肖洛姆—阿莱汉姆短篇小说集（一）》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后来我增译几篇小说，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再次印行，去信向茅公报告并恳请他签题书名，很快就收到了他为《故国》一书写的书名墨稿。
我与巴金先生比较熟悉，见过很多次面，他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都是我出版社的同事，我又在与他关系密切的平明出版社出过两种译作。年，我为《百花洲》创刊号去向他组稿，不想当时他已与三联书店签了协定，所写的《随想录》已经交给三联书店独家出版，但他还是另外给我们写了一篇有关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文章。
丁玲是年夏天在庐山初见。她和丈夫陈明在山上休养，与我和我儿子住的招待所较近，我们去拜访，是临时决定、不请自到。不想她老人家谈兴甚高，言语爽直，毫无架子。我们从报上正在报道的彭加木在*失踪等热门新闻聊起，聊到庐山历史上一些趣事，谈了一个多小时。至于后来她在我编辑的“百花洲文库”中出版《夜会》等等，我都是与她书信联系的。
张：您的译作在读者中有什么反响？请您具体谈谈。有人将茅盾先生的译笔与您的《汉娜太太》翻译策略、方法等方面进行对比。您在这方面是否有所了解？
汤：《汉娜太太》这事我一无所知。读者对我的译作有何意见，我也极少听到。读者的反应如何，我大抵只能从作品的印数、销售和再版情况上探知一二。
张：您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