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写道，觉醒的人们，应先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鲁迅用这个典故，心中充满沉重的苍凉。
肩起黑暗的闸门，放孩子到宽阔光明的地方
文/乐黛云
（苗族，年1月生，贵州贵阳人，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多年从事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来源/本文为北京大学教授乐黛云于年所发表文章，原标题为《肩起黑暗的闸门——纪念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发表90周年》。
五四时期，最震撼人心的呼喊，就是“救救孩子”，肩起“黑暗的闸门”！“黑暗的闸门”典故出自通俗小说《说唐》。
这个故事说的是隋炀帝多行不义，民间英雄辈出。隋炀帝多方谋害忠于未来天子李世民的“反王”，最后放下城墙中的千斤铁闸想轧死各路英雄，但闸门一放下，就被一位绿林好汉撑起，成功地让英雄们杀出重围。然而闸门实在太重，好汉当即被压成肉泥。
年，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写道，觉醒的人们，应先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鲁迅用这个典故，心中充满沉重的苍凉。
他自喻为那位绿林好汉，愿意牺牲自己，愿意自己被黑暗淹没，而救出孩子，救出中国的未来。鲁迅发表于《新青年》同一期的另一篇文章《与幼者》中，鲁迅引用了日本作家有岛武郎的话：“你们该从我的倒毙的所在，跨出新的脚步去，向哪里走，怎么走的事，你们也可以从我的足迹上探索出来”。
这就更加深入显示了鲁迅写这篇文章的起因。
鲁迅认为，为了给孩子开辟新路，就要对危害孩子健康成长的一切污泥浊水彻底清扫，特别是对那些被封建思想*害至深的父母击一猛掌，因为他们是对孩子最亲近，影响也最大的人。
鲁迅批判的锋芒首先指向“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的“曲说”，指出这就是“退婴的病根”！
鲁迅说：“只要思想未遭痼蔽的人，谁也喜欢子女比自己更强，更健康，更聪明高尚——更幸福；也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了过去。超越便须改变，所以子孙对于祖先的事，应该改变。”假如古代的单细胞动物也“无改于父之道”，不敢分裂繁复，那生物不能发展，世界上也就不会有人类了。
因此，鲁迅对于牺牲幼者的利益，以保全老人的做法深恶痛绝。年，他在《莽原》半月刊写了一篇文章，痛批《二十四孝图》，特别是对于“卧冰求鲤”，为了老人想吃鱼，就让孩子用体温化解冰冻来求鱼，“郭巨埋儿”，为了供养母亲，不惜将儿子活埋等更是痛加挞伐。
鲁迅认为，当好父母“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艰苦困难的事”。
要促成子女的发展，“开宗第一，便是理解”。中国人常将孩子误认为是“缩小的成人”，一切照成人的模式行事。“其实，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就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以孩子为本位，而不是把他们硬塞在祖先或自己为他们造就的模子中。
鲁迅强调“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不但不该责幼者供奉自己，而且还须用全付精神，专为他们自己，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
然而，遗憾的是中国父母相传对待儿女的“成法”却“谬误甚多”。如鲁迅所指出，一种是锢闭，以为可以让儿女与社会隔离，以便不受影响；一种是教给他们恶本领，以为如此才能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还有一种就是传授些周旋方法，教他们如何顺应社会，而自己又不吃亏。
完全“顺应”的结果便是“违反了合理的生活，倒走了进化的路”。鲁迅认为对待子女，最重要的心态便是“解放”二字。他提出“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因为“即我”——子女是从“我”分离出来的，所以“我”应该尽教育的义务，教给他们自立的、独立生活能力；因为“非我”，子女是人类中独立的一分子，所以“也应同时解放，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
总之，只有“理解”、“指导协商”、“解放”才能培育出优秀的后代，否则，我们的子女只能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全无独创性、了无生气的、大批量生产的复制品。
至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鲁迅特别反对流行的报恩观点。
他指出“只须‘父兮生我’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应为长者所有”是非常荒唐的，特别是“因此责望报偿，以为幼者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就更其堕落。他认为两代人之间的关系，主要的不是“恩”，而是“爱”。“独有‘爱’是真的”。挚爱幼子是一切动物的天性，绝无利益之心。
鲁迅说：“只要心思纯白，未尝经过‘圣人之徒’作践的人，也都自然而然的能发现这一种天性。例如一个村妇哺乳婴儿的时候，决不想到自己正在施恩；一个农夫娶妻的时候，也绝不以为将要放债。只是有了子女，即天然相爱，愿他生存；更进一步的便还要愿他比自己更好。”
鲁迅强调指出：“这离绝了交换关系、利害关系的爱，便是人伦的索子，便是所谓‘纲’。倘如旧说，抹煞了‘爱’，一味说‘恩’，又因此责望报偿，那便不但败坏了父子间的道德，而且也大反于做父母的实际的真情，播下了乖剌的种子”。
因为“恩”或“报恩”总是离不了利害交换的考量。鲁迅痛批那些自以为曾对子女好，就是对子女有恩，就可以索要报偿的人，把他们比作《世说新语》所记载的、用“人乳喂猪”的王武子。鲁迅说王武子所以对猪如此之好，如此格外施恩，无非是要猪肉肥美，好献于王公贵族，为自己谋利。
鲁迅的结论是：“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父母生了子女，有天性的爱，子女对于父母，如果不被扭曲，也会有这种天性的爱，这决不是“什么恩威、名分、天经、地义之类”可以取代的。鲁迅认为中国历代“拼命劝孝”而孝子不多的原因，“便全在于一意提倡虚伪道德，蔑视了真的人情”！
在思潮激荡，社会问题汹涌的五四时期，为什么鲁迅对“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问题特别如此